【30】现代社会与重言式命令

代码（价值的结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象而系统地复活，价值的有限形式的显现等价于它的根本形式的遮蔽。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一章之“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由广告语引入政治经济学，算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也是波德里亚在P.42-44注释里面试图尽力挖掘的，他的倾诉对象是巴黎国民银行的广告语：“我对您的金钱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钱借我，我让您受益于我的银行。”对于挖空心思出语惊人的广告人来说，这样的标语或者说口号，实在缺乏起码的创意，它之所以吸引波德里亚花费心思逐级挖掘，只在于其中资本的赤裸裸以及明目张胆。因为几乎众所周知，资本的运作是潜规则，银行家顶多暴露他的管家婆身份，也不至于要坦白的告诉你，其管家婆身份背后的资本关系。如波德里亚所说：“一般而言，这种事要保持沉默，商品交换是不道德的，任何广告都为了抹去这一点而强调服务。”比如我碰见过的一个广告语，就不是这么直白，出自一家能源供应公司：“只需要一个诚信的契约，你所做的只剩下积累财富。”头一个“只”表示门槛低，后一个“只”表示不费力。更有意思的是两个“只”后面连接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诚信的契约”，一个是“积累财富”。假如说，“只”始终包含一种有限性的要求/限制/选择的话，那么“诚信的契约”和“积累财富”则分别指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无限性索取/关系/耗费。诚信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打消可能的顾虑，另一方面是生效之后的持续性，况且契约本身就附带有被召唤出的主体，并且这个被召唤出的主体，除了和原始主体发生重影之外，还分别发生制衡与僭越。这也就是俗话说的，上了贼船了。而对于接受这份契约的人来说，唯一剩下的选择，即积累财富，又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意味着自由，尽管有点悖论式的（因为这样的自由不是观念的自由，而是契约诺成之后的自由）。意味着你可以任意从市场索取，而不至于有后顾之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此的唯一剩余的财富积累，究竟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更可能它并不是现金交易，其中的受益完全来自一种自由市场的资本差额，通俗一点说，你昨天刚买的一套100万的房子，今天就降价到80万，那么谁也不能怀疑，你赔钱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这么个20万的差额如同前面提到的悖论式自由一样，是在契约诺成之后生效的，在契约诺成之前，这样的一个20万纯粹是一种假想。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资本模式，盈亏之间，现实求助于未来发生效用。似乎跑题了，返回来说巴黎国民银行的广告语，波德里亚认为是一种淫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寻找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直接暴露隐私来引诱。所以波德里亚写道：“由此产生了这个广告的放荡意味，产生了这种像注视你们的性器官一样注视你们的金钱的目光所具有的好色而下流的神情。”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这样的语调，毕竟业主也并非不情愿银行家的淫秽般窥探，很多人一直把这样的窥探看作资本向其未来幸福生活伸过来的橄榄枝。资本就处在这样一个于内于外的同谋关系中，而波德里亚把这样的“同谋”作为资本的政治直觉。


资本从私密到隐私再到同谋的转变，使得我们重新对政治经济学的角色进行必要的审查。正如波德里亚在分析巴黎国民银行广告语时所说的，资本如此明目张胆的直白自身，“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坦诚是第二层面具”。资本始终遵循欲望的隐晦目的逻辑，就像明细账目一样，所有的明细账，都是假帐。公司利益的分配并不受制于账目，恰恰相反，账目反而要受制于公司利益的分配权力。而且，账目的明晰化，也并不能显露资本的真实面目。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资本的非呈性。我这么说，不是有意把资本抽象化或者神秘化，而是资本必然转入现金交易之外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资本本身成为不可见，随时可能缩水并且随时可能膨胀。波德里亚说：“最奇特的陷阱就在这里：这个广告是为了把各种抵抗凝聚到利润和等价法则上——是为了把资本与利润、资本与经济的等价关系（礼尚往来）强加给这一切已经不再真实的时刻，此时资本已经转移了自己的策略，因此它可以宣布自己的‘法则’，而这已经不再是它的真相——这个法则的宣布只不过是一种补充性的欺骗。”从后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儋妄式生产力论证，势头斗转，波德里亚继承了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的怀疑精神，对技术本身，包括经济在内，提出新一轮的质疑；需要强调的是，波德里亚对经济，特别是商品交换的质疑，有很大一部分参考了莫斯的“论礼物”中的思想观点。这个待有机会再讨论。接着说，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游戏，正因为政治经济学给予了资本某种墨比乌斯带式循环论证，就像在银行问题上，我们相信双方彼此的赢利一样，使得政治经济学越发像是一种零度的政治学或者说是纯度的经济学，总之有了一个圆滑而又无比流畅的中介。“资本不再依靠经济法则生存：所以这个法则才能成为广告论据，跌入符号及其操纵的领域。经济仅仅是价值的数量剧场，广告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其中的金钱只是一个借口。”而更为卡夫卡式的一个荒诞情节并不是来源于资本，反而是消费者，他们的质疑能力不亚于波德里亚，他们可能会问了，资本除了利润、除了金钱还有什么可攫取的呢？当然了，资本一定是沉默的，所以它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波德里亚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没有，毕竟大家对他不愿花费过多的忍耐。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卡夫卡式场景里，现代社会遭遇了重言式命令，进入一种白日梦般的革命。


比方说资本就是资本，利润就是利润，A就是A，简单的连质疑都是累赘，我们又有什么可质疑可反思可推敲的呢？说资本放弃了利润，简直是天方夜谭。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与重言式命令似乎也处在了一种同谋关系中，前者在于预设幻象，后者在于确认幻象，始终的，资本依然维持在一种政治经济学允诺过的伦理范围内，“当资本说‘我对您的金钱感兴趣’时，它虚构了赢利性，以便保证自己的可信性。这种可信性属于经济范畴，但那种与重言式相联系的、其本身概括了资本主义秩序同一性的信条却属于象征范畴”。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我们来说，最直接最彻底的真实，无疑就是政治经济学了，但也正因为此，它仍旧是想象的。现代社会与重言式命令的一唱一和，促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身份，也正因为政治经济学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自由漂移，使得它成为了资本执行隐晦目的的最完美的遮羞布。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资本不在场的证明，这也就是一番“完美的罪行”。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诠释逐渐变成生活诠释、人生诠释乃至信念诠释的时候，就不得不警惕如此完美之罪行，因为现场不出现，未来被透支，一切都成了符号的跑马场。而在如此看似虚拟看似不现实的符号钳制之下，革命进入了白日梦。为什么呢？对于资本来说，最大价值的禁忌来自于经济法则，但是现在，经济法则也被资本悬置了，那么也就是说，资本放弃了对日常禁忌的守护和监查（死亡不在此列），当革命还停留在对日常禁忌的破除和解放之时，资本已经趁虚而入，和革命一道做起了破除禁忌与解放活人的工作。也就是说，革命成了儋妄，革命成了人道主义的援救。这也是波德里亚在第一章之“劳动与死亡”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当革命在资本范畴之内，逐渐窒息之时，个体只有以自身的暴死来重新召唤革命的锐气，于是，整个革命策略成就了新的牺牲献祭。但是革命似乎也就只能以幽灵的方式篡夺在现实中的缺失，对于个体而言，这不仅是残酷，更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