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被言说的秘密

在川大参加精神分析的讨论班，有个反应，就是除了一个说法语的人外，包括翻译者在内，大多数都是说四川话。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习惯。我把这样的不习惯告诉成都的朋友，她说听习惯就没事了。还有从西安专门赶过来的朋友也这样说，他说他一开始也不习惯，但渐渐的就好了。其实说到习惯，我是最容易入乡随俗的人，比如在家里，就只喜欢吃家里的东西，粗茶淡饭，亦是欢喜非常、胃口大开。一旦出门，到外面去，就再也不想吃所谓的家乡饭了。一来外面的家乡饭都不怎么家乡，二来我的胃口一律朝向当地的口味、叛变的速度可谓一日千里。说吃食上这点事，我想说的是，我对于四川话的不习惯，不是时间的问题。有必要说的是，我并不是一律对方言都有反应，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有次翻译者捉摸不定法语到汉语的译法，直到最终确定比较准确的翻译的，下面很多人几乎异口同声地用川音拖了个很长很长的响应：“哦——”我当时反应很强烈也很迅速，心里说不出的厌烦。另一个是一次讨论结束，翻译者说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明天继续。他说完本来大家都各自收拾东西离开就是了，但我旁边就有一个中年女人接话说：“要得。”我又是苦笑不得，一样的厌恶。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要责怪我了，激奋的可能会说，根本上是我有病；没错没错，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关键问题就是，我控制不了这样的厌恶。和你厌恶一个明确具体的事物还不一样，它只是厌恶一种言说，甚至丝毫不厌恶言说的人，而只是这么一种方言的语调就让我焦虑不安了，并且内心里有想打人的欲望。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被言说的秘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现象在我身上其实持续很久了。我一直有意地在回避它，缘由是我控制不了它，在我来不及认识它之前，我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陈述过，将其称之为“不可说的恶”。接着说四川话。包括当时在讨论班上，我私下就想，如果周围的语调不是四川的，而是我家乡的，我会不会还是那样呢。答案是肯定，甚至比现在的更恶劣。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四川话、上海话或者广东话，问题在于它是一种方言的语调。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样的语调充斥在我周围，在生活中并没有激起多少风浪，反而在一些类似学术的、讲座的、谈话沙龙的场合，变故才显得不可收拾。与此类似，我发现自己越发不能待在家里，单纯的只是待在家里，整个人就变得疑神疑鬼、内心还生出许多噩梦般的幻想：比如殴打一个人、折磨一个人等等。回想过往，我觉得，如此“不可说的恶”是我不断迁徙的最大原因。


方言比较起普通话来说，它自身丰富的语调构成巨大的乡愁，蕴含其中的是从朴素生活中提炼而出的各样滋味。比如陕西话就比山东话饱满醋意，而河南话又比四川话难以抒情，但四川话同样噪杂不可把玩。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昆曲就适宜小剧场化，并被观者仔细聆听把握赏析，豫剧就只能在舞台上、在电视里，而川剧就无比适合堂会的原因。古代人讲究察言观色，单是一听一看，就能把对方把握个八成。因为在古代的视域里，人并不单单是身体这么个辖区，除了身体这个基本之外，还有头上脚下，前后左右，戏文里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不是夸张的话，而是说人在动静之间，携带其所在的场域和视界。似乎说远了。返回来接着说方言。卢梭的观点就很明显，具体可参看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因为手头并无此书，恕不一一引用。即便不说卢梭，就是寻常之人，怕也有类似的看法。就是说，方言的情感和韵味是最足的，许多人觉得用普通话表达他们内心所想，总不免丧失一些东西，相比起来，他们说方言更为自然自在。倘有较真的，还可能说，方言才是我之为我的根本，而普通话无疑是折煞人的玩意。联想起来，南方诗文很多时候就是以方言来对抗普通话的势力，以此保存自身的属性。特别对于文学来说，似乎更是如此。对此，我不作评论。我还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是北方人，又不是东北那圪塔，而是中原那一块。因为中原的语言并不像南方那样多变，基本音节都是一样的，就是音调各有曲折，只要耐心听，都不妨碍理解。而且，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如果我们把方言看作乡村，那么普通话就是城市。我记得小时候，有邻居去省城里待些时日，逮空回来与人搭话，就有些不文不白，我们家乡话管这种叫“转洋”。（忘记是谁写的了，说洋人的实质就是他者，海洋那边来的人，这个很有意思，但在这里只是这么一提。）另外一个现象，是在城市里，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方言，一般大人之间，又是本地的，当然说方言，但对于自家小孩却往往从普通话开始。毕竟，普通话才是城市的语言，尽管说它们双方都包含了遗忘。


法语里有个词语我是很喜欢的，就是“外省的”。一些叙述者表示自己不在巴黎，会说我当时在外省。外省的……这个词语说的就是不在场，对巴黎而言的不在场。而外省这个词，对我而言，就是指家乡所在省之外的省。当你离开自己省份之后，你成为一个外省人。对自己身份的模糊，是我一直试图做的。而我模糊自己身份的意图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省份的厌恶，而是深深感到自己无法在自己的省份里待下去。直到在外省（之外的某一个省）重新发现某种和本省类似的东西，于是就又离开。有时候这种厌恶感离我很远，有时候离的很近，就是这么忽远忽近的。这对我来说，是个被言说的秘密：一方面它被言说，另一方面它始终是个秘密。越是回避它，它就追踪地越是紧凑；越是厌恶它，它就越是无处不在、不可开交。恶性循环下去，难以疗治。我甚至不把它看做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疾病的后遗症。值得一说的是，我尝试从精神分析里找到答案，但是没有答案；这是徒劳的。我甚至都无法进入症状。那是一片荒芜之地，无以回溯。有那么一种远离，远和离形成互动；有那么一种逃逸，逃和逸彼此呼应。就像在一般生活领域里大多数所做的那样，很多时候，仅仅是远离和逃逸就足够使我们再一次乃至再再一次的安稳住，这中间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但是倘若你把那些不能承受之轻携带进来，整个生活要么随之崩溃要么随之升华；而问题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翘翘板吗？如此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种种迹象置之不理，只是我有一种想法，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之外的人。即便他们的确度过不了困难，我们帮助他们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始终不把我们放在僭越于他们的位置。（这里说到僭越，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一个词语，我私下里觉得，真正的僭越只发生于内在，既不是外界对我的，也不是我对外界的。）我想，这也是拉康讲精神分析家的小客体位置或者说精神分析的结束问题时候的意思吧。


是不是又说远了呢？可以说，这在我的无意识里是故意的，因为我不想去触碰它。这个秘密，我甚至大概知道它的内容，却不能言说它，只能通过别人的言说，被它捕获。我是不是太过被动了呢？我还知道怎么样的解决，但如此的解决也只能以未来的速度到来，不是思维或者精神上的一个舒解。言说所打开的是秘密的一个洞，当言说者言说之时，于某种特定的场景里，不是言说者对你的洞穿，而是言说对你的洞穿。它洞穿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堂而皇之的叫做堕落。这种堕落就像一个现代人忏悔自己无以返回原始生活一样，命运般的堕落，不可缝补的堕落，因为它原本就不是堕落，顶多是对言说的拒绝。这也是在讨论班讲到原始的受虐狂时候，我之所以犹豫的原因。看过电影《新世界》的人可能知道，那个女的从原始部落到人类现代社会，并没有必然发生强烈持久的忏悔，也就是说，她接受了新世界，而我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一方面我接受了新世界，另一方面我觉得新世界偏离了。这就好像在大水患中，终于找到一条船，但有两个消息：一是这个船带我去某个高地，一是这个船漏水。死命稻草都要抓，何况是船呢。我们难道不是都这样想的吗？新世界充满了未知，我们很难以现有的任何理由说服一个人相信未来，顶多就是一种宣扬和煽情而已，比如，这样说：看，那就是未来，尽管很难看。可是，未来的难看，恰恰在于难以看见，如果它丑，那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它可见。在北方，方言意味失落。就像在战争中，说方言的人永远意味着沦陷区的语言，而普通话意味着新世界。然而反抗是必然的，或者说普通话的新世界性要靠反抗来检验，毕竟谁也说不准。普通话的决断式到来，首先就意味着战争。当方言在我耳边响起来，它洞察我的内心，展示那个巨大缝隙给我看，使我焦虑不安，那种无奈无能以及无力，反抗着以一种积极来瓦解自身的消极，尽管这样的积极意味了恶。我甚至觉得，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恶，每个人又都是每个人的善。恶的起源应该是自我对抗，比如一只巷子里迎面而来的狗，会提前向你狂吠，哪怕你那么小心翼翼、谦谦君子，这叫做以攻为守。当你恐惧别人犯罪时，自己成为罪犯，原来的恐惧随之减弱，新的恐惧与不安乘虚而入。所以说，每个人放纵自我的同时又看守自己，这似乎也是伦理的起源，那刻写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伦理史。


（标记：有机会不妨考察一下家庭史、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关系。比方说精神分析学，起码现有的精神分析学，我更多把它作为家庭史；而自然史，其实是诗学；社会史更多的是个体经验以及关系研究，通过这三个史学痕迹的考察，摹写个体特异性的频谱，并追踪过去，是不是就比单纯的某一个史学要开阔的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