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礼物之外的礼物

在“回应”这个问题上，我和卓青有一个分歧。其实也不能说是分歧，顶多算是不同的角度而已，但是殊途同归。卓青的方法更加社会学，我的方法更加诗学。主要体现在夏可君论述的“礼物”这一事件上。在后面的文字里，我还将说到这个“分歧”。现在来说另一个问题，就是卓青的空间概念。空间概念，关系到我对卓青之回应如何可能，这样一个合法性论证的问题。毕竟，我在这里试图探讨的“回应”，并不是简单的，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阅读，或者对卓青思考的回答，而是说，我从卓青的短文里阅读到一个和我发生耦合的思索，如此思索具备自身的生命，甚至并不单纯属于卓青、属于我，就像德里达论述“分延”一样，这里的耦合，意味着一个替补的共通体，或者说解构的共通体。


卓青写于2005年的两篇短文《轨道·时间·城市》和《空间与他人》，对空间概念，有许多智慧的阐发和灵机的诠释。在《轨道·时间·城市》一文中，卓青从地铁这个时间装置（时间装置，时间性？空间性？）入手，看似在抽象地辨析时间对空间的编码（在城市空间里，把人们从一个点运输到另一个点，而这样的运输仅仅从时间得到它所有的信息，并保障自身），实则在论证一个空间书写的逻辑。它跟卓青的“关系研究”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有谁把这篇短文，仅仅看作是作者对地铁的一个突发奇想，那么显然低估了该短文的思想内涵。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地铁，而不是出租车呢？很显然地铁比出租车具备更多的时间特征，首先，你可以不必理会烦人的地面交通，其次，你也不必理会琐碎的付费与周转。你需要理会的只是整个过程是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地铁超限度地解除由于城市空间的殖民割据所带来的迷失（比如对于一个小的区域来说，过分的分隔无疑是暴政，但城市空间的膨胀，导致以前只用一个区域名称识别的空间，现在要用一百个区域名称来识别，这或许也是人们坐地铁坐公车容易睡觉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你的迷失交付给了公共交通，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在突然醒来之时，确定自己是否坐过站点）。我所谓的迷失，卓青使用了另一个名字：空白。而地铁之所以说是时间装置，就是因为它一方面架构了空间交通的时间的逻辑，另一方面，它以时间逻辑取代了空间逻辑。空间与空间之间，并不存在另外的空间，只有时间。或者换个方式说，空间只在时间逻辑的序列里出现。这也就是当你说不出你要到哪个站下车，或者你不知道到哪个站下车，之时，这趟列车，对于你来说，就是多余的。除非，你是在享有乘车这一体验本身（那么，你就等于以一种空间的手段重新篡夺了时间阴谋的果实）。卓青指出，如此时间对空间的编码，第一，它反滞留。（“在非时间编码的空间中，我们可以停滞，徘徊，逡巡不前。不仅仅是静止或者原地打转，而且还有无规则的随意的游走，这些都意味着空间的在时间上的停滞。而现在，所有的轨道空间点都有了时间方向，都在运动，沿着某一条轨迹向前运动。这里是反停滞的，不必担心我们会兜圈子，踏上列车就意味奔向目的地。如果使用德勒兹的术语，可以说所有的点都在运动而没有速度。”）第二，它反分叉。（“岔路是空间的奇特属性，它意味着同存性的超时间的展开，纵横交错的道路构成了‘一个单一而庞大的瞬间’，他们‘均在空间上占据同一个点，既不重叠也不透明’。当然，公共交通没必要困惑于博尔赫斯的处境，它只需要选取想要的轨迹将其转变为时间的线性序列就可以了。这样，分叉被一条条规定的序列所掩盖，我们不再面对充满歧途的平面，而只需选择单一的轨迹。如果说有多种可能，那么也一定有单一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时间长短。”）第三，它反相遇。（“空间总是充满了相遇的可能，各种邂逅、碰撞。而这种相遇总是威胁着时间线的延伸，因为随时都可能被打断，停下来或者是转向别处。极端的例子是道路拥堵，各种时间线索在同一个空间中相遇，互相挤压，最终使所有的时间都被凝固或者抹除，只留下一块满溢的空间。当然，考虑到道路拥堵本身就是空间时间化的产物[一条道路的实际客流量超过这条道路能承受的最大客流量，其实已经隐含了车辆与人群沿着各自时间轨迹前进的意思]，因此，更为高效率的地下轨道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它用单一的时间线索抹去了各种时间线之间的空隙，防范了他们在空间中相遇的危险。”）通过接近连锁反应的反滞留、反分叉和反相遇，时空编码技术，支撑了最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称作“超快感技术”。比如古诗文里说的“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长安花”。超快感使得知觉进入一个类似锥形的半封闭空间里，这个半封闭空间其实就是隧道。隧道以我们的抵达而截断。技术，越发地像是从我们身上逃脱出去的某种快感，它无比精确地描绘并实现快感的景观，只是置于此中环境中的人，无不流露出疲乏与困顿。如此一来，时空编码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也就体现出来：毕竟，你并不需要在此隧道中穿梭的空间价值（包括在地铁隧道做的广告标识，也不是依赖于空间，而是依赖频率），于是，现代般的景观，只剩余了充满象征与含义的时间，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正是如此一股子力量，彻底瓦解了在穿梭隧道时的忧郁。不管乘客是如何的表情，它只传达疲惫、等待与无聊（也就是空白）。


从时空编码这一思路出发，卓青又转移到政治对生命的控制这个话题上来。不是说，时间对空间的编码么，那么最为人类学的空间单位，无疑就是人自身的躯体了吧。卓青不无讽刺的写到：“所谓客流，无非是人的在特定时间中的空间转移。或许在这里我们才窥见了地下轨道这种空间时间化技术的更为根本的诉求——人的空间时间化。”短文写到这里，卓青才刚刚澄清他所要识别的空间概念。接下来，在《轨道·时间·城市》一文中，卓青提到了所谓对时空编码的阻滞，即对时间化空间的再空间化。这个再空间化，在卓青这里，是有语境的，这个语境就是农民工问题。一条线索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快乡镇城市化建设等等，另一条线索就是农民的社会流动研究。这两条线索的差别，可以参照卓青的时空编码这个论述，前者在于对躯体的控制，后者在于对农民作为陌生者闯入城市布局的再空间布置，比如社交圈子、朋友、娱乐等等。这后者，也就是卓青一直努力的关系研究。接着我们来看另一篇短文《空间与他人》。这篇文章有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前面我提到的我与卓青之间的“分歧”，正因为这个分歧，使得我所谓的空间概念，和卓青的空间概念，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还可以借用一开始我说的，我的接近诗学，卓青的接近社会学。比如礼物这个概念。如卓青在《空间与他人》里所写：“礼物，就其礼物之灵的那个意义而言，本来就是他人在我这里的东西，也因此，他总是可以要求我回报。”那么，我不妨分别从诗学和社会学两个角度对礼物这一概念，也即对空间概念做一个考察。先从卓青的角度。比如说所谓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建立在礼物这个基础上的。将欲取之，比先与之。但这种社会学现象里的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你拿你的，我要我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礼物概念之余，有个公共利益在。假如以社会契约这个模型来看，公民交付的最少量权力的聚合之下，剩余权力在私自交易。于是，我们看到，在人际关系的礼物事件里，真正被交付的是那个抽象的最少量权力的聚合。就相当于现在有十个人，他们都相信一个共同的准则，但其中两个为了彼此私利，以此共同准则为名，攫取利益。所以说，与其说这是交付，不是说是主动遗弃、或者说退席。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礼仪里的出席与退席。所谓的席，只不过是一个场地、一个承载，摆宴席的人邀请我出席，我与这个邀请之人，必然有某种联系；当我退席之时，要么是对出席的延迟（我临时有重要事），要么是对出席的截断（我与邀请之人当场翻脸）。由此说开去，刘邦与项羽所谓鸿门宴的故事，倒是很值得深究一番的。而另外的，诗学的考察就是，礼物作为我馈赠给你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必须的，但对于你来说，却不一定。在这个层面上，也有个故事，就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当此之时，礼物的空间性被象征、延伸阅读所代替，真正被赠予和接受的，并不是礼物，而是礼物之外的礼物。这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首先，礼物作为可见被传输，即回应的可见性；其次，礼物被瓦解之后，依然为礼物，也就是说，礼物的内容是封闭的，但礼物的通道却是始终敞开的。最后，你赠予我的，我早已经拥有，而你的赠予构成一个共通的伸舒，即回应；然而，这个回应，也就是你的赠予，并不等同于我之已经拥有，所以我还是需要以我之已经拥有，对你之赠予作出再次的回应。正是从这个意思上说，信件是没有始终的。信件的全部含义，都在路途中。


正是因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卓青在《空间与他人》里这样写到：“他人继续对我做作他想做的，我持续的做自己想做的，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欲望与权力的周旋对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果我能够让穿过我的各个权力彼此间相互妨碍，或许会是一种高明的技艺。而如果我们都让我们为对方保留的空间有所变化，不再关注他人而是关注他的他人，也许会让整个情况有所不同。当然，或许自我技术和共产主义都还是只是设想，但至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考察可能的设想，那么我们还有着对他人的时间上的保留。我向着他人的转化，一种时间上的穿越与生成。而这甚至可能构成了对中国空间的再解域与再逃逸。一种（向着）未来的变形。”一场人际关系的个体欲望交易，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交通的通道。甚至聪明一点，可以说，架构在利益砝码上的礼物交换，恰恰是为了抹除他者的痕迹。所谓见者有份，各奔前程。这样就越发使得，共同体的价值，并不在共同体之内，而在共同体之外。怎么说呢？这既是一个好现象又是一个坏现象。好就好在，它始终保持一种必须的游离性，坏就坏在，它对痕迹的荒唐般抹除。在当下社会里，当我们交付自身时，是否就是真正的交付（而不是一种对自我的遗弃、对他者的抹除）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又很特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