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对“回应”的考察

昨天晚上在网上查找一些关于“共通体”的资料时，又搜索到卓青的文章，也就是那篇稍微有些名气的《共产主义……还没有来？——<解构的共通体>与共产主义的萌芽（的解构）》。并在他的社会学blog里翻阅到一篇写时间对空间的编码控制的文章：《轨道·时间·城市》。阅读卓青的文章，一时间又把我带进一种深度的“回响”里。这个间隙，就好比我成了可以回响卓青思索之声音的通道，在此通道中，声音碰到弧形的内壁折叠回来，如此曲折反复，绵延无绝。记得我在之前的《惊闻卓青之死》里强调过，卓青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阅读的写作者和思想者。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夏可君先生，前些天在“书写的共通体”论坛整理贴出来卓青好像是在2002年写的那篇《重回死亡——纯粹个人主义及其世界的可能》，夏可君不免不感叹，这篇文章竟然已经写了那么久，而其内涵又是那么的深刻。应该说，卓青的死，使我不得不思考“回应”，并试图对“回应”进行必要的考察。记得我得知卓青死亡消息时，我还在南京，晚了近五个月。所以我的悲伤有份自责在里面，因为我2007年11月份的时候给卓青写过信的，他没有回复；我以为他忙着进一步整理《关系论纲》或者忙于为去法国做准备，就没有多想。实在没想到有如此结果。另一方面，除了悲痛之外，我甚至有份激灵在里面。理由很简单，当时我在南京的处境不是很乐观，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问过自己：这到底是要去哪儿？每次逃亡都只是一个借口，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如此往往把我陷入绝境之中。正是这样的绝境之中，我得知卓青的死，一下子激灵过来。比如李冬梅当时给我讲的一个小说里的故事，某妇人想自杀，犹豫不决，一次在公园长椅上，对面一个黑人开枪自决。这位妇人见如此场面，先是惊吓，紧接着是空降而来的清晰感：她不用去死了，她必须好好活着。也许可以揣测说，这位妇人的死的愿望，并不是真实的死的愿望。也许吧。但我想借此说的是，卓青给了我一个“回应”的通道。其实这个通道之前就有了，那就是我和他彼此的文本。只是他的死对我来说太难接受、太过悲痛，仿佛灾难一样，使我毫无承担之力。


这仍然只是针对我而言。对卓青自己来说，这份死亡或许是不必要的呢？我还是不去僭越着来揣测“去死”这么个行为与心理过程。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说的，就是卓青的死，需要我们忘记。但又不是以忘记的形式忘记，而是以解构忘记的形式“忘记”。（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所谓的“忘－记”可能正是一个“追忆无端”的过程，在“忘-记”，在遗忘与记忆的痕迹里。）我提出来一种解构忘记的忘记，也就是“回应”。我们不妨从这两个字发散开来，思索一下。首先是回。也就是回来。比如说，回家：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个人从出生到出去再到回来，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稳定的基础。在这层意义里，还有个跟回家有关的故事，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么，大禹到底有没有“回”家呢？我觉得大禹的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情形，只不过原因不同而已。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有另外一种对于家来说，属于游离的因素，把人物携带而去。以至于现代人说回家的意思和古代人说回家的意思决然不同。现代人的意思无非是我有段时间不回家，要回去看看，还是出来的；而古代人一旦回家，即意味某种定数在里面，不是单纯依赖于思念。这样一来，现代式游离大于定数的“回”就具备漂浮的气质。当我们说“回”的时候，意味着一连串来来回回的经历，或者说痕迹。那么回的第二个诠释，即回响。回响并不是单程的传播，也不是单循环的回声，而是一连串回荡，声音接续着声音，又不停留在一处，依然在传播中，就是回响了。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民族精神的回响等等，就是以回响来烘托一个民族精神的共同体。由此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诠释。因为前面两种诠释都差不多是在声源的位置来考察，那么我们换作以回响中的，以运动中的一段痕迹来考察。当我说，卓青的文字对我构成回响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回响”的声源不在卓青那里，却是在我这里。（我读出了我的痕迹，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共鸣吧。）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声源在我这里，何以要费这么周折呢，直接倾听自我不完了么？还有，它既然出去了，又是如何从卓青那里曲折回来的呢？前面一问，似乎好解决一点。我认为，直接倾听自我固然也能达到“回响”，但是并不强烈，因为没有“出去-回来”这样的张力。后面一问，可能就比较复杂了。毕竟它牵涉了很多问题。在这里我并不想面面俱到地去谈论它，只有一点，就是所谓的“交付”。譬如说托尔斯泰说的那句话，大致意思是说，小说写出来，就不能完全受他控制；作品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生命的意思呢？


类似于我阅读卓青的文字，许多人阅读托尔斯泰，那么，我是有生命的，许多人也是有生命，这些所有的生命，并不能被我们确然表白出来，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被交付出去，交付给谁呢？交付给作品的生命。由此说开来，作品的生命也不是确然显露的，而是被作者以书写的形式交付出去。如此在阅读之中，有一个阅读和书写之间的双重交付。倘若我们截断了如此交付的任何一方，就不成其为有效的阅读和有效的书写。真正私己的属性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的，在现代社会里，你如果企图保持自身的私己属性，只是你满足于一种对自我的看守就可以了。许多从来不说的东西早已经被说出，你说出来的时候，顶多也就是做一回周围三步范围内的露头鸟而已。而且，拒绝交付自己，也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所以大多数人所做的，就是在漠然里与交付擦身而过。说到这里，我们回过来（我们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呢？）看卓青，确切的说是卓青的作品，并不具备一个清晰的轮廓。又不是一本书，即便你知道该文章有多少字，但当你阅读其中之时，它和你阅读的其他一篇文章、一个字或者一本书，区别又有多大呢？从阅读中，逃逸而出的可能性，规划了一个接近虚拟的场域，该场域无大小、无厚薄，却可以承担运输功能，一会将我之思运输抵达卓青之思，一会又将卓青之思运输抵达我之思，始终的，我还在我的局促里，卓青也在卓青的有限里，只有在疏通之间，思索达成无限的架构和伸展。（联系夏可君提到的“余”，《说文解字》里余的意思是舒，舒的意思是伸。也就是我说话时，对他者一个伸舒的表示，如此伸舒即共通体。）而共通体决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它的实质在于持续不断地逃逸。于是有聪明的问了，持续不断的逃逸，那么，这样的共通体怎么能够成立呢？（具体参看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中对“共通体的注解。）解除了一些概念性的误解之后，再来回答（什么时候又出去了呀？）这个问题：逃逸之所以是逃逸，而不是逃离，就在于，它不是真的要离开。如果是真的要离开，而且离开了，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这就是下一步试图分析考察的“回-应”里的“应”。


当然你可以从多个渠道多个方面来考察。我只谈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应答、应对。比方说有人提问你，你来应答；有事件来侵袭，你来应对。与“回”呼应的“应”，恰恰是在他者经过（大禹式的经过）时候的我的到来。我们不妨再来分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大禹之所以只经过不入，不见得他真的不知晓那里就是他的家，他要回的家，而是他有更大更棘手的事情要去做，顾不得回家，所谓废寝忘食，所谓殚精竭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大禹治水，以身作则，我经过家门而不入/回，是在给天下人表率，那么天下皆有家之人，视我如此，当全心竭力投入治水这么一件事情上来，也就是说，当大禹关上自己回家的门之后，却又打通了一扇天下人皆为其治水奔忙的门。再转换一下，即，回构成应的通道，应构成回的通道，回应之间，彼此通连。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应该、应当。这个意思是在大禹关上自己回家的门之后，发生在天下人身上的一个回应现象。你之所为，我之应当，从小了说，就是义，从大了说，就是忠，差不多都是这么个意思：他者的作为召唤出我应当之作为。我应当之作为，并不是仅仅因为他者的作为所召唤的，而是我的回应，只在召唤之时发出。所以说，偶然论往往是发生论的，倘若不发生，也就没什么偶然甚至必然了。以上两个意思，主要是想说，我，被他者召唤出来的我，不是偶然发生的。在他者与我的通（往/向/去/过……）道中，彼此呼求。那么，回到开头（是不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偏离出去了呢？），卓青对我构成的回应，一方面源自他的书写和我的阅读，另一方面是因了我们的思索痕迹。下面我将以阅读分析卓青的《轨道·时间·城市》这篇文章，更深入地舒展延伸我对“回应”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