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0日星期四

【16】阅读阿甘本

阿甘本的专著,似乎还没有中译本,只是在《生产》第二辑上,选录了几篇代表的文章。比如《生命的政治化》以及《弥赛亚与主权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其中从《生命的政治化》论述里阐发出来的“诸众政治”,算是比较著名的啦,而且也引发了生命政治学的争议和探讨。我觉得,阿甘本延循了福柯对生命、身体的权利控制的分析,更进一步,他指称了那个“模糊地带”。什么模糊地带呢?如他在《生命的政治化》里所写:“政治变成生命政治已有相当时日,而唯一要决定的真正问题只是哪一种组织形式将最适合于确保对赤裸生命的关注、控制和利用。一旦它们的基本指涉对象变成赤裸生命,传统的政治区分(诸如右派与左派、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私与公)就失去了它们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从而进入一个模糊地带。”可以说,这个模糊地带,构成阿甘本的诸众政治基底。《生产》第二辑里所选录的文字,似乎还没有深入到这个所谓的模糊地带里,而只是一个开端式徘徊、旋转的描述,使这个地带呈现出来。我在这里作个标记:是不是说,只要弄清楚阿甘本所谓的“模糊地带”就清楚了诸众政治呢?似乎模糊地带成了一个本质所在的地理,我们只须去探究它就探究了整个诸众政治?怎么说呢,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模糊地带不可揭示。打个比方说吧,就像一个精神分析患者对分析师说,告诉我内心的那个纠结吧?但是问题在于,分析师并不清楚那个纠结的内容,他只是在理论的辖域里辨识它,却不能揭示它的内容,所以这个纠结还是在患者的把握里,仅仅是患者尚不能辨识它。什么意思呢?阿甘本指称了“模糊地带”,却并没有直白而明晰地说它到底在哪儿,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随后在阿甘本的持续书写里连续遭遇了“模糊地带”的转移、变形、随时嵌入以及随时抽离。


在《弥赛亚与主权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的末尾,阿甘本提到了一种“微调效应”。什么微调效应呢?阿甘本借用本雅明的一段话说:“福音书的启示录说:‘无论在哪儿遇见人,我都会对他加以审判,对最后的审判日作特定的阐明。’这令人联想起卡夫卡的一段话:最后的审判日是一种总审判。按此说法,最后的审判日并不异于其他的审判日。不管怎样,福音书此言在历史学家如何对当代作出判断的问题上,提供了一种评判尺度。每一个瞬间都是对它之前的某一时刻加以审判的瞬间。”这段话让我想到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前言中对希腊罗马与基督对时间的不同观点的分析。但是阿甘本引用的目的并不在此,通过那个悖论式的瞬间,即每个瞬间都是对之前瞬间的审判,那么这个瞬间呢?这个悖论后来扩大演化成了阿甘本所谓的“弥赛亚王国的悖论”,“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必须在这一个世界和时代显现自身。这意味着历史性的时间不能简单地加以删除,更重要的是,弥赛亚时代也不能与历史完全吻合一起:恰恰相反,这两个时代必须互相伴随,不能缩减成为二元逻辑(此世/彼世)的形态”。这就是阿甘本说的微调效应,既要保证随着历史的终结而消释,还要保证弥赛亚形象在弥赛亚抵达的那一天才出现,“既与历史时代相吻合,同时又不与它认同为一体”。由此,我们回溯到之前谈到的模糊地带。这种无以揭示的模糊,赋予自身无时无刻不在的转移与变换,很难说,在微调效应和模糊地带之间没有关联。就在从《生命的政治化》到《弥赛亚与主权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阿甘本获得了一种对那个“无以揭示”的据有姿态,却又依然无以揭示的分离状态,就在据有与分离这两样姿态之间,阿甘本持续了“阅读从未写出之物”,随后的书写也就成了一场施米特意义上的“游击战争”。很明显的,我们在阿甘本的另一篇文字《论潜能》里再次遭遇了该事物。


阅读阿甘本,也就成了阅读那从未写出之物,我们最终要触及的甚至不是一个光亮明晰的所在,而是那片晦暗不明的发源之地。正如阿甘本分析阿赫玛托娃那句“是的,我能够”所试图说明的,从那里,我说,我能够。从这里又回到施米特论述例外的那段话:“例外要比通例更耐人寻味。后者什么东西都无法提供,而例外则提供了一切。例外不仅仅是对主权者的确认,而且主权者唯有凭借例外才能生活。”但是施米特充当了一个海德格尔角色,即对出场的揭示,但并没有把“例外”从那种权力场域里提携出来。所以阿甘本强调了一点:“本雅明在其第8篇论文中谈及的‘真正的例外状态’,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例外状态相对立的。”发现这个例外的悖论,只是一个缘起,或者说,只是一个开始。诸众政治无比强大的转移能力,随之去了别处。这种飘忽不定,在一般政治学被嗤之以鼻,但在诸众政治里却蕴藏无比能量,或者说,诸众政治就是转移。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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