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赤裸的生命

重点在于，如何暴露所有的区分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接受解放没有终点，自由只是我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印迹这样一个创伤的事实。

——林淑芬，《“无所－不在”的流离失所者》




详尽着来谈林淑芬老师《“无所－不在”的流离失所者》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说说我昨天晚上碰到的一件事，也许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奇怪，就是夜间在大街上私设摊位卖东西，然后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将所卖物品没收的事。我现在所住的街区，如此事情，几乎天天发生。因为这个街区，地价比较便宜，又多是外地人，鱼龙混杂。一条街，除了两边房屋店面之外，在房屋店面走廊又延伸出去三四米，作为出租的摊位，多是卖小吃类或者汤面水煮类；而被没收物品的自然不是这些，因为人家是交了出租摊位费用的。私设的摊位，就是在仅剩无多的大街上，中间又多出一溜私自的摊位，有卖书刊的，有卖手机的，有卖衣服的，有卖小吃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不明白，特别是一些过惯了创意生活的人，我姑且打个比方说，这一竖排多出来的摊位，就跟创意市集差不多；甚至比创意市集还更自由，更有创意。毕竟，创意市集也要登记、注册、申请的。而这个竖排的局促空间，纯属自愿。比如张三在街区的房子里，突然想把自家电视机给卖了抵换以后几天的饭钱，那么直接搬了到这个竖排的队伍里，只要过路的谁愿意光顾就ok啦。为什么说这个比创意市集还有创意呢？不是虚吹，实在是我亲见，有一次见一个约莫50来岁的男人，手举一个纸版，上面写：愿出50万求一个老婆，我一边看，这厮还一边补充说，超过26岁免谈。边上有人嘲讽，他还说，我这是愿者上钩。那自然关不得我什么事啦。经此一说，想必对那么一个空间性质就更了解些了吧。


言归正传，继续说私设摊位和乱罚款这件事。我先说明，我想说的不是私设摊位不合法，被罚款被没收东西活该；我想说的也不是，乱罚款不应该，应当治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世道实在让人难受。我说这些个玩意干什么呢，这些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一起滚蛋。我想说的还是诸众政治，而不是制度政治、权力政治、身份政治、角色政治、策略政治、计谋政治、操蛋政治。。。或者这么说，现在的关键不是对该种事件定性，而是试着投入进去，给出一个可能的分析。我的分析就是从被罚款和被没收物品的私设摊位者开始。首先需要交代的，比如在我所住的街区，私设摊位者的身份来源，一般有这么几种：1、城市村庄里的农民；2、专职小商小贩；3、临时出卖东西的本街区或附近街区的租住户。其中，第3种来源反而还要多些，这说明一点，就是这个队伍的临时性和暂时性，许多都是之前手头有货，或者朋友有货，自己出来卖，或者呢，也有一些是趁着夜间（摊位都是在夜间摆出来的）赚点费用。而罚款和没收物品的人，多是街区里的“原住民”，甚至是街区委员会的人（但没有制服也没有证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样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在那样杂居的街区，很难杜绝私设摊位，在事件发生中，私设摊位者的意识里有一个模糊地带，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一下。


什么模糊地带呢？就是主体认知的模糊地带。正如林淑芬老师在《“无所－不在”的流离失所者》提到的，主权有个吊诡的地方，就是主权既意味着决断，也意味着服从，“主权既外在却也同时内在于司法秩序，这就是主权所占据的特殊位置。主权既是法律及政治秩序之所源，但同时也是决断国家何时处于‘例外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宣布原本的法律不再适用”。在私设摊位者被没收物品的时候，1、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2、他也知道这些人没收自己的物品不对；3、他忍气吞声。当然了，把这些内化到本人的情感层面，我们就触及到一个左右徘徊，莫衷一是的部分，就是我所谓的模糊地带。在此地带，他的主权身份得不到丝毫的保护，因为他认为他所面对的不是别人，正是保护自己主权身份的实体。主体身份开始在政治的边缘地带摆荡不已。如林淑芬师引用Agamben指出的：“人与公民之间的区分正是这个基础（指西方政治——芬雷注）的核心。在权利宣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方面我们宣称人是权利的源头以及载体，但是另一方面，‘人’其实完全被‘公民’所吸收而消失了。”最终，我们发现政治，不过是一种遮蔽状态里的所属，你要么属于它，要么失去它。把流离失所这个称谓情感化之后，果真就成了无所不在的，而无所不在的秘密，似乎就在那个“所”上。因为无所（失去与国家的所属，被国家驱逐，或者自我驱逐），所以不在。在私设摊位者意识里，这个线索不够清晰也不够坚实，但完全存在，只是十分的模糊，这种模糊最终可能只是以一种“忍气吞声”表露出来。那么，我不得不好奇的问了，忍的是什么“气”，吞的是什么“声”？难道就是抗议，是愤懑吗？我觉得，在这里就牵涉到林淑芬师在文章中探讨的另一个概念，即赤裸生命，或者说生命政治。


在文中，借分析Arendt的话说，林淑芬师写道：“当‘无国籍者’（stateless people）不再受到国家保护，或甚至直接暴露在国家的暴力之下时，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了其存在唯一也是最正当的理由。这里当是人权的基本出发点。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不再是国家意义下确定的法律主体与权利主体（依附于民族国家授予和保障的公民）时，更迫切需要得到普遍、不可剥夺、超越国家主权的人权保障。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危急状态下，原本被普遍接受的人权反而遭受到更根本的挑战。”乍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个国际主义线索，就是探讨非国家主权，那些被国家驱逐的人，如何得到人权的保障。但其实是个国家内在逻辑与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主权只能在国家的前提下成立，那么主权就是一种赠予，再积极点说，主权是一种互赠的结果，人民赋予国家以权力，国家赋予人民以主权，赠予与主权是一起到来的。而这种被赋予被赠予的主权，同样摆脱不了前面所说的，主权的吊诡性。因为前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主体其实就是权力的例外状态。在主权的被保护状态，要么服从，要么不服从，但不管是服从还是不服从，都是一种与国家之间的所属或者说收编关系。比如说犯罪，犯罪出没之处，国家权力彰显之时。从此种意义上说，任何的犯罪都构成对自身的裁决，这是一种提前自杀的荒唐事件。而罪犯自我裁决之后，国家权力的出场，不过是场以之为戒、杀一儆百的表演。有句话说的好：“杀之而后快！”可不是呢，杀之前就“快”那只能是罪犯的境界呀。


在那种模糊地带里，主体的一种似乎原始的身份蹦跳出来，让人无法安稳。如此的原始身份，就是所谓的赤裸的生命。在失去了国家保障的主权之后，如此生命依然鲜活着，跳跃着。林淑芬师随后引用Agamben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的主要区分似乎不是‘敌/我’区分，而是‘赤裸生命/政治存在；自然生命/生活方式；排除/收编’等区分。正是这些区分，但同时也是这些区分最终的无可区分性，使得政治成为可能。”为此林淑芬师在生命政治和诸众政治之间，似乎更认同生命政治；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在生命政治里，包括林淑芬师分析福柯后期理论的论述，其实有一个自我技术在里面，包括一种原始的自爱。很明显的，一旦政治和情感脱离了干系，那么政治随即也就面临着质疑和潜在的崩解，而生命政治，毋宁说是宽泛的情感政治，它把情感构成作为主权的首要考察前提，而不是遵循一个触犯-惩罚、犯罪-罪犯，这样一个似乎条件反射式的规章制度式的国家机器程序。在赤裸的生命里，主体的伸展不再依循一种工作制式的时间，一种公共场所式的法制式的空间，而是一个情感的拓扑学结构。可能，这也就是林淑芬师在最后勉强作为“代结论”所试图给出的吧。在对诸众政治的质疑里，林淑芬师写道：“诸众既不想成立自己的政党，也没有任何的他者（排除者），并拒绝成为与认同难分难舍的政治主体。”但林淑芬师又明显的感觉到诸众政治的不可能性，比如她说：“诸众的政治，的确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的政治计划。如果我们从Laclau&Mouffe的激进民主理论来看，这样的政治似乎根本与政治无涉，因为对他们而言，政治一定得涉及霸权的建立，而霸权乃建立在等同链（chain of equivalence）扩张即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同一性/差异；普遍/特殊等区分虽不是政治的目的，但是却是无可避免的操作机制。”如此一来，诸众政治就陷入一个怪圈里：它欲望试图扭转现有局面，就必须介入到政治行动，而一旦介入政治行动，诸众政治随即解构了自身。也就是说，诸众政治是提前自杀的幽灵，为此，林淑芬师最终还是承认了诸众政治的局限性，她写道：“因此解放的政治的实现，似乎不可能完全免除区分。重点在于，如何暴露所有的区分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接受解放没有终点，自由只是我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印迹这样一个创伤的事实。”如此一来，诸众政治被内化到生命政治里，成为一个对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的一个类似“病毒专杀工具”的装置，以瓦解政治的不合法性或者说祛除不合法性，从而保留一种在政治里的稳定传统，以防止落入混乱的状态。


林淑芬师在之前引用的Agamben的话就提到诸众政治：“Agamben认为一个‘未来的政治’（the coming politics），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再是为了国家（或任何形式的认同整体）而斗争，而是在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斗争。”仔细想想，这样的斗争，不是早就出现过吗？只是就像私设摊位者那样，以一种模糊地带的形式和状态，出现在我们的精神史、思想史和心灵史里，我们知道它，却从来不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