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在症状和圣状之间的生命

在像巴西和南非这样坚持“使死亡重新具有牺牲价值和意义”的地方，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HIV/AIDS的道德政治学上（Comaroff 2005：20）。这也是一种致力于使第三世界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PWA（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得到增强生命力药物的政治学。

　　　　　　——Steven Robins，《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圣状”一词，我是从某次精神分析讨论班上借用来的，但在这里并不是出于拉康对精神症状的解析，而是或多或少从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论述那里转化得来；阿甘本在其所著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一书中，引用罗马法里面的一个概念：Homo Sacer，什么意思呢？大抵是说，被判决为Homo Sacer的人，不可以作为牺牲将其献祭，但杀之亦不构成犯罪。比如二战时期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阿甘本称之为“Bare Life”，也就是赤裸生命。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第一章“靖国与‘大屠杀’——‘崇高的牺牲’是为了什么？”里，分析了“牺牲”一词的起源，其中提到阿甘本引述的Homo Sacer概念，首先从词源上，拉丁语的sacer是“圣、神圣的”意思，而Homo用于复合词中表示“人”。阿甘本引述这么一个罗马法里的概念，可以揣测，他有意对此概念实施反写/解构。毕竟，在罗马法里，该词语的意思已经不再是“神圣的人”这么个意思，而是被废弃的人。我在本文中，使用“圣状”一词，正是基于阿甘本对“Homo Sacer”的反写。在接下来的引述中，我还将试图指出，我在本文所使用的“圣状”一词，不单单表示一种病患，毋宁说，还表示一种状态、一个变动的过程。


Steven Robins在《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一文中提到的艾滋病行动主义，并不是南非特有的，而是移植过去的一种艾滋病运动。最初发端于西方的艾滋病运动，延续了70s、80s同性恋运动中对于医学权威的某种不信任（当时的医学权威试图将同性恋划归为一种疾病），使艾滋病患者积极参与到药物评估、身份体认、社会运动等项目中来，从而摆脱艾滋病患者被边缘化的状态，以重新介入到社会活动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非领导人一直以来，对艾滋病存有很大的模糊和歧义，比如2000年的“德班宣言”就是针对当年南非总统Mbeki在第十三届国际艾滋病会议召开之前所发表的关于“艾滋病”的另类观点，Mbeki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质疑艾滋病是由HIV病毒直接引起的，并在当年六月份访美期间表达对Peter Duesberg等“HIV异议者”的支持。再比如2006年5月南非前副总统祖马被控强奸，而且祖马承认事先知道原告是艾滋病感染者，但在与原告发生性关系时没有使用安全套，而且他声称事后去冲澡“以减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从这些事例不难想见，由南非政府负责管理、实施的“ARV治疗计划”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究竟有多少信任度，还是个未知。况且整个南非，光是感染HIV的人数在500万到600万之间。如此庞大的群体，单靠政府的传统式管理，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并不是每个感染者都能及时接受政府的“ARV治疗计划”。另一方面，在对HIV感染人群的管理上，公共社会对该群体有着“责任”上的要求，感染者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控制，以免危害到公共的安全。但是，这里说的“责任”还是单边的责任，即感染者对公共社会的责任，那么还有感染者对自我的责任。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在得知感染的消息后，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处在等死之中。感染者对自我责任的松懈甚至放弃，就成了深刻的问题：是否值得继续活着？艾滋病感染者处在将死的症状之中。因为HIV的潜伏期很长，其实很多感染者，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但是真正使他们虚弱的，是一种将死的状态。死亡从自然生命的节奏中，被强拉硬拽下来。假如说在自然生命的节奏里，死亡还是一个灾难性降临的话；那么在赤裸生命的节奏里，死亡就成了灾难本身；这不是一种可能的生命状态，而是一种不可能的生命状态，生命不再具有盈余的价值，剩下的仅仅是生命的倒数（“会走路的死人”）。同时在社会上，艾滋病感染者被公共社会不断的边缘化，被排斥、被污名、被抹除，逐渐丧失自我从前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无名者。


在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更多的是针对PWA（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这个群体普遍出于明显的症状之中，每天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另一方面还处在等待ARV治疗的状态中。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有必要先对ARV治疗进行简单的解释说明，ARV，也就是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该疗法不能根除艾滋病病毒，但是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毒复制、扩散，延缓病毒感染者发病时间和延长病人生命。于是，在PWA群体里，生命力、药物治疗、社会参与这三者形成一定的张力，首先，生命力赋予肉身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并且也是使PWA重新介入到社会活动的前提；药物治疗，正如PWA这个名称所意味的——与HIV/AIDS共存的人们，艾滋病行动通过积极的争取，使艾滋病感染者确立一种新的身份和角色，融入到整个的艾滋病行动之中；社会参与不仅仅是对艾滋病感染者主权的确认，还包括感染者对生命、痛苦经验、生活叙述以及未来的确认。整个艾滋病行动，就是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确立积极的身份认同，并使其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艾滋病感染者的主观性以及身份认同经验的转变，如Steven Robins所说，已经超出了传统自由民主主义“权利”和“公民身份”的内涵。


Steven Robins本人在对两位TAC（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和MSF（Medecins sans Frontieres）HIV/AIDS行动主义者病痛叙述和治疗见证的分析中，提供给我们文本，去审查如此不同于传统自由民主“权利”和“公民身份”的内涵究竟是如何的情状？其中一个叫特姆贝卡的，童年时曾遭受性虐待、强奸、堕胎，之后因为感染HIV，医生告诉她必须实施节育。直到2001年她发现自己和孩子的HIV检测都呈阳性时，痛苦经验到达了顶点。2004年4月22日，在与Steven Robins的谈话中，特姆贝卡说：“我已经病入膏肓，但是，当我发现TAC和MSF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了。……TAC是我的母亲，MSF是我的父亲。”在卢西基西基当地的ARV治疗计划和艾滋病行动中，特姆贝卡做了一名MSF治疗的文字参与者和青年组织者。她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传讲福音”。而另外一个患有HIV/AIDS的行动主义者叫斯福。当他感染时，已是不惑之年。“他陷入了绝望的病痛之中。他常常头痛、眩晕，并受着其它机会性感染（opportunistic infection）的痛苦。他的体重下降了近30公斤（66.14磅），他的CD4数量[1]下降到110，病毒载量(viral load)达到了710,000。他不能走路，有时候，他几乎失去了意识，只能把自己隔离在他姐姐家里的一间小屋里等死。”直到“2001年11月12日，他成为了哈叶立提沙的MSF ART计划第一批50位参与者之一。他的康复是戏剧性的：六个月后，他的病毒载量下降到了215,000，他的CD4开始上升，他感觉自己强壮多了。”2004年3月26日，在与Steven Robins的谈话中，斯福说：“我不是常去教堂的人。我的信仰来自于我生病的时候……在圣经中，讲述了一个路边的生病乞丐的故事。耶稣路过，让这个乞丐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的奇迹使他免于死亡，所以，通过让其他人相信耶稣正在世界上这一信息，他也可以医治他们。信仰在你自己里面。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你还能相信什么呢？上帝使我重新得到生命一定有某种目的。他是在给我另外一个机会。如果在某一天中我不谈到HIV，这一天我就会过得很痛苦……在格鲁特•舒尔（Groote Schuur）医院，我祷告了很多。我想，我的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会没有他们父亲的爱、支持和引导……我就像重生了一般。ARV是我承诺的来源。因为这种药需要终身服用，所以，就好像你把自己交给了生命一般。现在，ARV就是我的生命。”在PWA群体中，持有这样言说态度的还有很多，我们不难看出，萦绕在这些艾滋病行动主义者意识里的类似宗教情结的东西，正如开篇我应用的那段文字里说的，“牺牲”被重新寻回，“使死亡重新具有牺牲的价值和意义”。这也就是我试图称谓的“圣状”。PWA的痛苦经验，成为一种“伪装的祝福”，从症状转变为圣状。这或许也是斯福谈话的时候，引述那个耶稣治愈乞丐的故事的原因吧。


Steven Robins引述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1969）一书中对整个艾滋病行动主义运动的总结分析，Victor Turner提出了过渡仪式的三个阶段：分离、阈限/交融、重新整合。其实这三个阶段，就是前面说的生命力、药物治疗和社会参与。分离说的是感染者被排斥包括自我排斥，阈限/交融指的是感染者对ARV治疗中的不确定以及犹豫，重新整合指的是身份的重新确认。Steven Robins之所以引述“过渡仪式”，是为了说明一种区别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利身份”。在阅读Steven Robins的《从权利到仪式》一文的时候，我竟然联想到了国内的传销组织，是不是一个偶然，还不好说。或许我们可以从“仪式过程的反写”这个角度来考察国内的传销活动。从症状（虚态）到圣状（盛态）的转变，可以是病患的、身体的，也可以是心理的、精神的。有意思的是，在传销活动中，利益始终不是处于正常的状态之中，从一开始就被虚拟化了。在艾滋病行动主义运动中，死亡、生命、生命力，其实也是从一开始就被虚拟化。借助ARV治疗计划重新回来的生命力，被认为是一种赠予和获得，是“新生命”。包括艾滋病史，也可以发现这种虚拟化。在1981年第一个病例被记录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怎样的疾病。“当一个新的、陌生的传染病出现时，人们很自然会去思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某些人感染，而某些人不会感染；找出这中间的差别就是传染病学所要研究处理的。但是，为了找出其中的差异，传染病学家不得不先预设一个标准的背景值。也就是说，传染病学在本质上有将事物‘一般化’的倾向。于是，当最初被报导出来的病例都是同性恋者时，这疾病便与同性恋社群关联起来；于是这种新的疾病在当时被称为是‘同性恋者的疾病’（gay disease）。”（许宏彬，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生命的圣状化，一方面是对现有格局权力的反抗，另一方面是赤裸状态生命的积极形式。而体现在生命政治里，既可以找到正例，也可以找到负例。除了前面说的艾滋病行动主义运动、传销活动之外，再比如美国早期的宗教治疗，还有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信仰（法国曾经有一门宗教，信仰一个修女，这个修女不吃不喝，她认为基督的心就在自己心脏旁边，自己可以通过对主的信仰存活，然后就饿死了。有段时间大家都信奉她为圣女，后来又被认为是邪教。这个可以说是从圣状到症状了）等等。透过这些个例子，我的目的很显然和Steven Robins是不同的，我并不期望找到一个不同于传统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概念或者组织形式，或者社会学理论，我更多的是关照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诸种情状是如何的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