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诗经·国风·相鼠》
“哦，感谢她，在台上向我抛撒了
死亡的绣球。她还抛撒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在她们身上
死亡的入口几时混淆了生的出口？”
——王东东《死亡少女》
对文本展开解读/毒之前，我想把自己思索的来龙去脉稍微交代下。最初阅读冯梦龙《醒世恒言》里这个故事，大概是在零四年或者零五年，抱歉，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的考虑还是挺多的，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尽管说如此故事，不过是小说家构造出来的，但是，读后始终不能释怀。巧合的是，我当时就在景德镇。更巧合的是，在我阅读这个故事不多久，某日的晚报就报道了一件类似的事情。说是两家邻里不合，男人不在家，女人之间争起了口角，男人回家后抄刀砍人致死，完了之后，觉得死既死矣、破罐破摔，又到平日里与他不合的姑舅家，造成一死一伤。死亡降临犹如鬼魂附体，失去了掌控。也许正因为看了那个新闻，使得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死刑的批评上来，并没能深入地思考“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文本里诸多的涵义。然而，似乎又不能完全把这两种情况区别开。一方面，一个是文学创作，一个是现实发生；另一方面，两个事件在时间上也差别了好几百年。如此差别，给我造成一种幻觉，既是时间的幻觉，也是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幻觉。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后怕，你仿佛阅读到了周围正在发生的，像是布满了预言的巧妙机关，只须你阴差阳错的一个不经意触动，来引发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后果。在两个事件之间，死亡都具备着一种随意游荡，不管你看不看它，反正它看着你。特别在新闻事件里，死亡的出现打乱了所有界限，一股子暴戾偏执之气，随之四处游走。这怎不让人担忧呢？正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里写到的，禁止公民拥有枪支，就是允许一些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但是允许公民拥有枪支，政府又无法面对公众那“测不准”的暴力。又如《老子》里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假如一个人不怕死了，我们还要怎么办呢？死亡作为刑罚，设置了一个咒语，只等那不怕死之人应验。死亡变成了一个诱惑、一个圈套、一个待兔之株。
1、死亡种种；
总共下来，十三条人命，仔细考察，却各有各的死法，每个又都不同。而这么些个死亡之间的差异，分析起来也颇有深意。
①先说杨氏自缢，既含恨、含屈、含怨，又含一种黄连之苦，毕竟人家孙氏说的不错，丘乙大的疑心尽管并不彻底，但是说者无心，难保听者无意。情逼之下，各样恨、屈、怨、苦，无以摆脱，终了化为一场解脱。我倒不觉得杨氏自缢是奔了对孙氏的怨恨而去。小说里写的明白，自缢于孙氏家门前，是丘乙大说的话。杨氏一个人既悲又怨的在外面多时，才决断出一个自缢了结。试问，此间思想挣扎，该是如何场景？杨氏之死，更像是自酿苦酒自己饮，因为知道“千不是，万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别无良策”，所以寻了短见。那么，我觉得，杨氏的死出在一个悔恨之恨上，而不是仇恨之恨。正如小说里所写，“自悲自怨了多时，恐怕天明，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
②铁匠的死更多了一份怪异。一方面，无端自家门首惹来祸事；另一方面，如鲠在喉，不得吞吐，只得自己慢慢消化。单单一个连贯的机体反应（“吹得毛骨悚然”、“吃了一惊”、“连打几个寒噤”），就要了铁匠的命，也难怪丘乙大要感叹说：“世人真是没根的！”除开杨氏自缢，其余十二个人的死，只有铁匠一人，是单独处理尸首的，而且又是第一个和尸首照面的人。第一次看还没确定，回屋点了亮来，重新又照看了一遍。而且推敲起实际情形来，铁匠背着尸首直出正街（沿河岸），也是单独和尸首遭遇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之所以说他的死更多了一份怪异，全在于，铁匠本可以不必死；假如说其他情况中，都有个人心叵测、尔虞我诈的手段在作祟，那么铁匠单单一人作为，何以偏偏致死呢？
③酒店王公的死，难道仅仅是个意外吗？好吧，就当是一个意外的话，那么小二的死或许就是一个必然了吧。当然也说不准。世间最难测的是那人心，瞬息万变，朝令夕改。或者就如冯梦龙自己所说：“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见《醒世恒言》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认真分析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冯梦龙书写的细致；几乎每个人的死，都在之前作了预先安排似的。比如小二原以为那躺在街头的是个醉酒的马夫，还想顺手拿了他的马鞭。小说里写到：“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时，却拿不起，只道压了身底下，尽力一扯，那尸首直竖起来。”真真不寒而栗。冯梦龙写酒店王公，也不无怪异之笔触。前文交代，铁匠“心慌意急，不暇致详”，将尸首撇下就回家了。但是再看小说里是怎么交代王公的，“是夜睡至五更，只听得叩门之声，醒时又不听得。刚刚合眼，却又闻絜絜声叩响。心中惊异，披衣而起，即唤小二起来，开门观看”。假如说，刚开始的“叩门之声”有可能是铁匠撇尸首的声响，那么后来的“絜絜声”又是哪里来的呢？
④赵完的表兄丁文，还有田牛儿的娘。丁文之死，充满了滑稽与荒诞。他不是遇着死，而是被死选中，选中的条件是，“有了个懒黄病，吃得做不得，却又无男无女，捱在赵完家烧火，博口饭吃”。赵完父子对替死者的选择，在于他们一边是在制造死亡一边又是在利用死亡，同时也是在转移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丁文最后的那句“啊呀”，也一样的滑稽荒诞，既是疼痛，又是惊讶，还是怨恨。被砸中之后，又不立即死之际，这位老者又作何想呢？人常说，古时候，人到六十即活埋，大抵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再中用，苟活于世，还要和其他人分摊衣食住行，早晚都是个拖累，何不趁早呢？而田牛儿的娘倒是显得一百个冤屈，所谓地狱无门自来投，对于赵完父子来说，既然撞上了，那么就捎带上一个，反正事已至此，无意止步。而田嫂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她自己偏偏是听闻死人过来寻问的。
⑤朱常、卜才。主意是朱常拿的，事情是卜才做的，主仆之间，搭配倒也得当。小说里写：“朱常听说是死人，心下顿生不良之念。”这个“顿”不是停顿之顿，而是顿悟之顿。但是自始至终，朱常都没有直接杀人，而是不断地绞尽脑汁，构思主意。朱常之死，毋宁说是一种“顿死”。
⑥赵完、赵寿，可以说罪有应得。且看小说里是怎么描写的，“赵完听见死了个人，吓得就酥了半边，两只脚就像钉了，半步也行不动。赵寿与田牛儿，两边挟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才开言”。一个是不能动，一个是不能言，这父子二人倒是直接表演出来了“死”这个事物。接着小说里写：“赵寿忽地转起一念。”果真是狗急跳墙、一念之差吗？这“忽地”是怎么“转起”来的呢？难道不用力气，只要人一忽地，这念头就要转动起来吗？及至到后面的杀人，更是有恃无恐，试问，他们所恃者何？无非是赤裸的死罢了。整个故事里，害人最厉者，莫过于这两父子，全在一个“死之既来，以死对之”，仿佛贴补丁一般的无懈可击。对于这样一对父子，最终落得个斩首之刑罚，岂不是自作自受吗？道理似乎是这样，但是试问，那使得“自作”成就“自受”的机关又在哪里呢？
⑦赵一郎、爱大儿。赵一郎的角色倒是和酒店小二有点相似，在死亡的宴席上试图分得一杯汤羹，结果反被死亡吞噬。而爱大儿呢，死亡之外，单是个通奸之罪，就不可消受，再加上一个不知所以的“谋害亲夫”，更是活不成了。
⑧孙氏之死。风水转个来回，又找回到孙氏身上，却不曾想是新冤才去又添新冤，而县官大尹说的更是巧妙：“今孙氏亦亡，足以抵偿。”试问，抵偿什么？何以抵偿？所谓的“足”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2、负礼物性，及其流动；
故事似乎全因为杨氏一人之错？又或者杨氏误投别门是个巧合，是作者有意如此安排？是这样么？恐怕不是。冯梦龙特意写了这个环节：“也是将死之人，失魂颠智，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却错走到西边去。”在自缢之前，可以说，杨氏先死了个来回。死亡被提前交付出来，使得文学手法里的巧合呀、伏笔呀之类的，越发成就了一种在现实中，人与死亡之间的紧（密）-张（弛）关系。对于杨氏而言，死亡仿佛是戏班子里的行套，待自己决定要寻死之时，只须穿戴上即可。而杨氏到孙氏家门首自缢，是出于表明自己的清白。但是这是怎样的一个表明呢？假如因为杨氏的死，她的清白得以表明，但人已赴死，如此清白还有什么依靠呢？只不过是丘乙大一张颜面而已。试问，丘乙大之颜面难不成是死之颜面吗？杨氏的死，本身就是一个不明之表明。更不要说，她的事情，邻里早已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被孙氏一人捅破而已。然后偏偏就是这样一具尸首，经由这么几番波折，周旋进去十三条人命，到头来如何单单归咎于杨氏一人呢？这几层流转之间，正是如此的一个脆弱才令人担忧。似乎整个局面，只待死亡出来吹一口冷风，就可以接二连三的赴死。人物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负礼物性”，往来其间的，无不体现出人物对死亡的缴械相投。
杨氏的死最为复杂，既是把己身之死交付出去，也是从死亡中拿回来一些东西。而杨氏的死，交付出来的，假如直接针对孙氏家的门首，那么显然还是一层报怨，以我之死亡，给予你们诅咒。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出来，死亡，总是人们规避不及的，只要把尸首搬去别处，自然与自己没有妨碍，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妨碍，那么我何苦摊上官司呢？起码说，铁匠、酒店王公，都是这么想的。而到朱常、赵完他们那里，如此道理则调转个头，既然大家都怕摊上这门官司，那么正好是我浑水摸鱼之机，在这个道理里面，谁是死亡的拥有者，谁就有了道理、占了上风。这倒有点像是莫斯在《论礼物》里考察的“夸富宴”了。同样的不计后果、不计得失，只是在临时的比夸中获得主动位置。只是，无论如何，死亡都无法担当起“礼物”的角色，因为死亡不是馈赠，也不是给予，而是索取。丘乙大要杨氏以死来表明清白、酒店小二以搬移尸首为由，再三向王公索要额外钱财、朱常以尸首敲赵完的竹杠、赵一郎以棒槌向赵完索要爱大儿，诸如此类等等，人与人之间利益交通，无不以死相要挟。何以至此呢？我们都在逃避死亡的路途中，即便最终还是会被死亡追上，但那是一种命运式的死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死法。可是假如我之死，构成对你的威胁；或者你之死构成对我的威胁，那么情况就立马变了。因为，根本就没办法区分，哪一个是你的死亡，哪一个又是我的死亡，死亡是匿名的、无名的、隐姓埋名的。只是找到酒店王公的时候，它姓王；找到丁文的时候，它又姓丁。死亡的“测不准”，并不是说，在死亡出现之后才开始“测不准”，而是从一开始，从杨氏准备去寻死时候开始，死亡就是“测不准”的。如此“测不准”允诺了巧合，也允诺了伏笔。所以，并不是说文学手法成就了悲剧，而是相反，悲剧成就了文学手法。
负礼物性的流动，如前面所说，从一开始就是不可给予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负礼物性的流动又总是交付出来那个最终要到来的。这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一方面，杨氏之尸首和其余那些个人确实没有直接关系，杨氏之死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尸首给出的，并不是杨氏的死，而是无名的死、匿名的死、隐姓埋名的死。其实，死最先给出的，永远是自己的那份死亡。这在小说里，表现为每个人与尸首遭遇之时的表情和举止，比如铁匠，只是风寒如何要了一个汉子的性命呢？原因就在于，他遭遇的并不单单是尸首，还有领受的自己的那份匿名的死亡，而这份匿名的死亡才是不可承受的。尸首像是一个施咒，像是一个通灵，像是一个面容（颜面）。再比如赵完父子，一听打死了人，不能言行，这是何等的脆弱呀？！而在杀人之时，又是怎样的儋妄呢！？由此大约可见，负礼物性的流动，全然只赖得每个人物面对死的那份脆弱，是一双双脆弱之手，轮番交换，最终把尸首又辗转给了丘乙大。
更值得一说的是，尸首所到之处，死亡即已然在那里。换句话说，死亡并不是被尸首带过去的，毋宁说，因为尸首，死亡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是说，尸首使人“看见”死亡。所以才有了朱常的“顿”，才有了赵寿的“忽地”。但是话有说回来，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倘若不是本人对于杀死他人没有戒备、没有犹豫，那么死亡也不至于攫住本人的心，乃至失了掌握。然而如前所说，死亡是可以掌握的吗？死亡既然是无名的、匿名的、隐姓埋名的，那么，死亡既来，又有谁认得死亡呢？只是知道，分死亡一杯羹，从中捞取好处，殊不知已入死亡毂中。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县官大尹公断之时，却也是阴间又添新鬼之日。事情的公然判决，丝毫没有制止这场负礼物性的流动，反而是整个流动之过程的一环，而且是重要的一环。正是因了这样一环，“自作”转为“自受”；正是因了这样一环，冤有头，债有主；死亡的凶器再次被拣起来，偌大的县衙大堂，仿佛皆为那死去之人所设，只在死者死去之后，再度复活，有德的报德，有怨的报怨。那么，这场车轮战，怕是没有终结了。因为总有新死的人，因了新死之人，则要求有更新死之人。法律在这一环节，也一样规避了死亡。因为法律不能以某一人之自杀，而报之以法律本身的自杀。但是法律可以做到的是，以某一人之死，报之以另一个人之死，死与死之间是相等的，这也就是县官大尹所谓的“足”。负礼物性的流动，也是在这一环节，被实施了节育手术。从来的夸比之气被剔除了，法律充当了一个平衡杠杆，一个中性婚介，所以县官大尹才说：“今孙氏亦亡，足以抵偿。今后两家和好，尸首各自领归埋葬，不许再告，违者定行重治。”一切就这样被一带而过。负礼物性的流动到这里，遭遇了阉割。因为抵偿是无法实施的，“足”只不过是个官腔，而“两家和好”更是不好说，倒是“不许再告”，还算明白易懂、便于执行。而悲伤者请自悲伤，怨恨者请自怨恨，依然回到之前杨氏在门外“自悲自怨”的情形。既然一切都又回到了起点，那么就且等待吧，等待什么呢？等待无名火、空穴风，只须阴差阳错不经意的触动，流动就被再次启动，哪怕这中间相差才几百年，又有何妨呢？
3、主体的位置；
小说开篇讲的小故事很有意思。里面说到，吕洞宾问锺离先生：“所点之金，后来还有变异否？”锺离先生说：“直待三千年后，还归本质。”然后“洞宾愀然不乐道”：“虽然遂我一时之愿，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弟子不愿受此方也！”愀然，也就是忧愁的意思，吕洞宾因何忧愁呢？全因为自己所点之金，在三千年后还有变异，那样的话，岂不是害了当时那遇金之人呀？！金的变异，在于自己本来就是点化出来的，并不是真实金银。而“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何尝不是源自金的变异呢？从一文钱变异到许多文钱，又变异为没有，再变异为谩骂，直到死。小隙也越变越大，到最后为仇隙为害人性命隙。而主体的位置，似乎也就在这些变异之中，在这些隙缝之中。
再者说，冯梦龙编写《醒世恒言》，其用意如他在叙文里说：“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也就是说，取义为恒常久远。所以他才会去尝试用一些谚语、老话来规劝阅读者。“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踯躅，视堑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偏偏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里，丘乙大回家喝了酒，威逼妻子之后，又趁酒意酣睡，如此构造看来并不是无意为之的。接着冯梦龙在叙文里引出自己的微言大义：“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其最终着落点在于言，用意何在呢？言，说文解字里说，其本来的写法，上面是辠，下面是口。《康熙字典》关于这个字的“释名”有说：“言之为辠也，寓戒也。”而辠也就是罪，“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由此看，冯子的规劝之义，也就很明白了。
回到文本，我们再来探讨“主体的位置”这个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在如何的位置呢？难道不是主体的位置吗？他们面对死亡各自施展各自的手段，难道还不算是主动吗？那么，首先我们就得考察“主体”这个称谓。我们称呼一个人，不称呼基体、机体，而称呼为主体，很显然，我们其实预设了一个伦理的思考，就是主体之主体性，构成主体的基本。而主体之主体性，能够保证主体交付出来自己。那么我们看看小说里的人物，比如酒店小二，在他准备去拿“马夫的马鞭”之时，冯梦龙写到“小二欺心”。那么小二欺了谁的心？很显然是两重含义，一者是心之为人心之心，二者是小二本人之心。心之不欺于我们，在于心交付出来我们的脆弱，交付出来我们在死亡面前的恐惧、战栗与不安。如果我们对这些个自我之交付不理会，甚至反其道而行，试图遮掩，或者转移出去如此恐惧、战栗与不安，进而加之于他人，那么，这不是欺心，这是什么呢？在负礼物性的流动中，主体的位置，整个在了一场借用、挪用、占用等关系之中。也正是因为主体性的不明晰不辨识，使得主体失掉对死亡的铭写。尽管说，主体并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总是意味着和他者发生关联的主体，但是需要明晰一点，就是主体对自我的交付，有一层关系，必须由主体自己来完成，也就是所谓的“主体的孤独”。在小说中，比如说杨氏在门外之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个门外的位置，其实就是主体的位置，但是在当时当地，这个主体的位置仅仅交付给了死亡。再比如酒店王公第二次听到的“絜絜”的叩门声，或许是他耳朵不好使，但无论如何，这是他自己的倾听，尽管他并不知晓，倾听的那边竟是死。还比如铁匠回家卧病之时，同样也是陷入一种不能说不能动的情景，像是一个人在饮毒酒。之所以都是这样，也非必然。“主体的孤独”和死亡挨靠的很近，因为每个人的死亡只能由每个人来完成，不能由另外的谁代替他完成，死亡本身就是主体的一种孤独。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主体之力量也正是发端于如此孤独。所以说，促使一个人去死的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促使这个人去生的力量。我试图做的，只是给出这样的转换更多的余地。倘若连这样的余地也没多少了，运转不灵了，那么仅凭个人之力，又如何与全局肉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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