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是主体为了构成享乐而自我陈述的一个虚构,此享乐在一个症状中抵达其身体。
——莉莉阿娜·盖夏诺克,
2005SPF冬季儿童精神分析讨论班
讲座,“当你言说,它就变得清晰”
也许,还是从盖夏诺克举的那个例子来谈,也就是六岁的娜莎莉的经历。首先,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关键点:娜莎莉对于她爷爷曾经性强暴她的姑姑这件事的“知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道,并不像成人那样的全知全悉;或者说,娜莎莉对于这个忌讳,不见得是完整的知情人。所以盖夏诺克提到,最初娜莎莉有轻微的语言问题,当时跟踪治疗的正音科医生建议娜莎莉的母亲把性强暴的事告诉娜莎莉,那个时候,娜莎莉才五岁。这里是个关键,有两点需要标示出来的:1、娜莎莉在确切被告知事情之前,首先表现出来一些轻微的语言问题;2、娜莎莉知道事情之后,语言问题有好转,但接着出现比如夜间恐惧和遗尿。【对事情的获知,就是一个切割,随之发生了转移。】起码可以由这两点看出娜莎莉的一个症状转移过程,先是在父母知道那样事情后,表现出烦乱不安,这种烦乱不安,并没有(在正音科医生建议母亲把事情告知娜莎莉之前)以事件的直接来临,传达给娜莎莉。但娜莎莉并没有因为父母的拒绝传达而沉默下来,反而以一种自我臆想使自己沉浸其中。(参照盖夏诺克所说的,“如果母亲不能让自己适应孩子,如果她不能忍受她自己历史中的某个意外事件或者是其直系上代亲属历史中的某个事件而逃避,孩子将遭遇到一个说谎、沉默的强加形象,因此沉浸于一个致命的无意义中。孩子不由自主地成了真实的或创伤性失调的角色。享乐伴着他那份痛苦来到,而伴随快乐的缺席,后者堵塞了意义。他被捕捉进一个没有分离的乱伦幻想,而不是被卷入一个为创造的邀请。他变成一个无意义轨迹的容器,此无意义轨迹使得他的身体是敞开的。在爱和恨的融和中,他身体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与母体分离开来”。)这种自我臆想,在事件(即父母“烦乱不安”背后的东西)出现之前,娜莎莉出现轻微的语言问题。类似失语症倾向,源自父母在言语上的拒绝,这种无声的,富有表演的“烦乱不安”对于娜莎莉,幻成一种内在的沟通,实现从自我臆想到自我沟通,再到对父母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解决。这是在知道事情之前。知道之后,事件的来临,使得症状发生转移,表现出:1、对爷爷的潜在恐惧;2、事件的不可疏通。娜莎莉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方法:1、“拒绝单独在房间里睡觉,要弟弟和她一起睡”;2、画画。而遗尿就是画画的一部分。
回到盖夏诺克所说的“主体”的问题,她说:“转移的显现是以早期关系——即孩子与母亲以及与其周围环境的最初关系——为模型的。”这里说的转移,跟我在上一段所说的症状的转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装置。正如盖夏诺克接下来谈到的:“最初的不协调及最初母性回应的失败的这些效果决定了初次分离的模型。母亲能否通过向孩子命名它以认识她的无能、她的有限和她的死亡?母亲能否忍受孩子的痛苦,让它存在?通过谈论它,她安抚了孩子,并给他机会,让他也能安抚她。她变成了客体,而不是安抚孩子的主体。那时将出现此者和(大)彼者,出现了‘内部’和‘外部’。”母亲主动感受孩子的痛苦,并去言说它,试着沟通,就是对症状转移这个内部的一个外部介入和疏导。而更关键的,在这种外部介入和疏导中,主体开始发生与母体的分离。如此的分离,在一般情况,几乎每个家庭,都被母亲的痛苦所唤回。于是,我们发现,在唤回和分离之间的一种张力,构成主体的情感根基。在一些强大的痛苦主题下,母亲的痛苦成为一个馈赠,母亲把痛苦馈赠给自己的孩子,使得孩子从痛苦中接受享乐与认同。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过于强大的痛苦形成过于强大的唤回,从而造成乱伦的焦虑和困惑。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从许多现代小说里,特别是五四时期小说里,找到一些依据。从中可以衍生出许多个论题,比如父亲这个角色,其实在无意识中破除了乱伦禁忌,就是因为,在哺乳链条里,通过乳汁建立起来的系谱,父亲的位置并不固定。倘若发生家庭内部的争执,父亲对母亲的训斥和责打,无疑扩大了痛苦,此情形下,享乐从乱伦禁忌中挣脱出来,转移为一种对母亲的维护,并且其中对母亲的爱和感觉到的母亲的痛苦耦合在一起。
表现在娜莎莉这个事例中,享乐就是遗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她对父亲的一次幻想:“在一次画画中,她父亲出人意料的出现在卫生间内。以极其有意思的,甚至是施虐的方式,娜莎莉攻击性的将她的父亲淹没在屎尿中。带着一种出奇的愉悦,她围绕着一个被‘麻烦’淹及脖子的父亲而展开了粪便的幻想。”不妨展开下可能的几种解释:1、父亲作为一种关系出现:父亲和女儿、爷爷和姑姑(爷爷性强暴了姑姑);2、父亲作为事件对自己的冲击出现(父亲带给母亲这个消息);3、父亲作为分离出现(母亲表现出比父亲更为烦乱不安)。不排除,这三种可能纠结在一起的情况,甚至还有其他多种可能。接着,爷爷出现了。“这个植物爷爷使一朵花生了一个孩子 (她的姑姑叫做Marguerite雏菊)。这种植物婴儿用看起来像尿的牛奶来浇灌。”在这次分析中,遗尿和浇灌联络起来,娜莎莉通过遗尿重新竖立了自己维护乳汁系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和姑姑的痛苦、母亲的烦乱不安,相互沟通。这种沟通在无意识情况下,几乎毫无障碍,尽管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消耗的,但却是自我沟通与疏解。在如此层面,娜莎莉“沉着地恢复了日常生活”。
这样,症状的持续转移,其实暗含了享乐,暗含了自我疏通。但为什么还说是疾病呢?回溯到前面提到的主体的两种转移,一种作为内部的转移(疾病),一种作为外部的转移(确立自我身份,与母体的分离),而盖夏诺克特别指出的就是在这个内部和外部之间,言说它,沟通它的必要性。言说,并不是告知;知道,也不是整体的知道。父母需要借给孩子一个言语,为了孩子“在其整个生命中永不停止地在一个生与死的书写中重新创造”。并且我们知道,疾病甚至从来不能在一种消极作用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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