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说得好,逢场作戏的情感和认真的情感是两种几乎不能区别的东西。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
视频地址:http://www.dahe.cn/qingshi/qgmm/t20071127_1213366.htm
一场骗婚,也许并不值得我们去过多分析和探讨,只是在我觉得,这个故事和一般故事不一样的就是,它给予了欺骗以现场感。什么意思呢?比如一般的欺骗,我们都是道听途说,那么欺骗在我们的意识里,不过是一个框架性的构成,正因为此,欺骗处处都是遭受质疑的,如此一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灌输进每个旁观者视域里,从而取消了欺骗的现场感,使得道德和公众责难,形成对欺骗的钳制和审理。如果还是不大清楚我的意思,不要紧,我接下来试着分析上面视频链接里那个故事。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欺骗里,之所以发生欺骗,不是因为欺骗的存在,而恰恰是欺骗的不存在,即欺骗本身对自身也是有一个取消机制的。
比如故事中的那个腿脚稍微残疾的男的(以下简称Z)是有真感情的。如此的真感情,维持着他和那个女的(以下简称S)之间的一厢情愿式憧憬。比如他指着墙上贴画说,S曾说要给孩子的眉心点上红点,那样比较好看;还有他决定带记者去S家的时候,他说,他想知道S对自己是否还有感情。欺骗总是以真实开始,也是以真实结束。以致我就不得不来怀疑了,那么欺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在之前,那只能是单方的预谋;在之后,欺骗已经发生了。似乎就只能在中间过程里发生了。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欺骗或者说真实的,时间运作结构。比如在日常生活里,现在的可靠性是以未来的提前到来实现的。在欺骗里,一样遵循这个模式。如我在上面一段提到的Z复述S说给孩子眉心点红点的话,这就是一个憧憬。这个憧憬是,当时场合下是角色对未来的一个沟通。这也就是说,欺骗都是“真实的”欺骗,欺骗是“真实地”到来的。并不像我们印象里那样,欺骗是违背真实,反而是一种暗合,正是这种暗合,使我不得不去重新思索事后的对欺骗的钳制和审理,从而逃出吉拉尔所谓的“替罪羊”结构。
起码从这个故事来说,那个女的,即S是充当“替罪羊”的。在Z和自己的丈夫之间,她两肩担负职责:一是Z的质问,是不是对他还有感情,是不是在欺骗他;一是丈夫的质问,给丈夫戴了绿帽子,丢了脸面,还遭受丈夫的毒打。那么,她的丈夫果然不知情吗?好吧,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她的丈夫知情,那么自然就对应了欺骗的结构,即夫妻在遇到Z之前已经形成欺骗预谋;如果丈夫并不知情,那么也许S告诉Z的就是实情:她说她的丈夫在外地打工,移情别恋。那么还有一个参照的情节,就是S的丈夫打了她。那么可能她的丈夫果真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S要么是替罪羊,要么是有追求的人(也就是说,她真的想嫁给Z,离开自己现有的丈夫)。但这些都不明晰。最后却是以一种交易来私自了结,也就是S说的,她会给Z生个孩子,但她不会嫁给Z。不管S的丈夫对于之前的知不知情,我想,他对妻子如此的构想怕是知情的吧。总之,我对S的丈夫极端不感冒。
特别在留Z和S单独在一起的时候,S给Z看了自己身上的伤,对于Z来说,这些伤,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真实的直呈。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愿意再追究下去。他似乎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给S带来的麻烦,于是欺骗没有了,真实往更深一层纵挖下去,然后Z给S跪下,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在这里,替罪羊瞬间逆转,从S身上转移到Z身上,从不守妇道转移到冤大头。无论如何,这场较量,一定要给出一个替罪羊。替罪羊给出之后,就回到S的丈夫的理论上了,事已至此,我只想保住我的家庭,我的妻子。这种保护,已经是无对象的保护了,而是抽象的保护,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保护的保护。
所谓的文化,以几种符码出现在这个故事里:1、誓愿、龙(Z跪着发誓说,如果他说假话,他就让龙抓走;这个誓愿对S构成威胁);2、生育、孩子(对孩子的愿望,在一般的婚姻事件里,甚至超过了爱情);3、女人、家庭(女人的出轨与家庭的脸面,但实质是男人的脸面,这个有机会我会另外撰文来谈:在家庭里,男人其实是一个外部身份很强烈的角色,就比如一个美国社会学者写专著提到的,男权社会之前,有一个对母系社会的倒置和颠覆策略)。这些符码在话语里的出现,形成一个序列,通过编排这些序列,我们起码可以窥见一种不同于传统美学里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鲜活在情感里,重复交叠着无序出场。
另外:这个故事,有个缺角或者说空白处,就是在床角的小男孩。周围人允许这个小男孩的在场,是因为他一无所知,他还小。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对年龄的认识,对成长的认识,几近一种断裂的状态。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我不作多的分析和表述,我会另外撰文来谈这层关系,参照文章,就是2005年冬季儿童精神分析讨论版的一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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